外贸楼

“一旦干上跨境并购，再干其他的事儿总是觉得差点意思。”已经在海外并购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香港上市公司联合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张伟华对跨境并购中的商海浮沉、变化莫测，以及并购过程的戏剧性、神秘性和争议性又爱又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曾说：“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不是通过兼并与收购成长起来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起，全球至今已经发生六次并购浪潮，但前三次，中国企业都未拿到入场券。中国人第一次对企业并购有切身体会当属上世纪90年代柯达全行业并购中国胶卷业了，很多人从“民族感情”的坎上过不去，有了“切肤之痛”，这也正是改革开放阵痛期的真实写照。其实，如果不算晚清时期招商局并购美国轮船公司等案例，中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才迈出了境外并购的步伐。不过在当时来看，具有海外并购能力的中国公司恐怕屈指可数：招商局、华润、中信……

1984年1月，香港最大的上市电子集团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因财务危机濒临倒闭，中资背景的香港中银集团和华润集团合组新琼企业有限公司，斥资1.8亿港元收购了康力的34.8％的股权，从而解救了康力。

此后，中信也迈开了国际化的步伐。1984年10月，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美国西林公司，主营林业和木材加工。1986年，中信投资1.1亿澳元收购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10％的股权；同年12月，中信与加拿大鲍尔公司联合收购了塞尔加纸浆厂。1988年6月，中信投资135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凤凰钢厂。虽然这些项目保留下来的很少，但在当时，它们为中信提供了不错的收益，并且让中信积累了国际市场的经验和教训。

当中国公司还小心翼翼地徘徊在跨境并购边缘时，世界范围内的并购正风起云涌。第四次并购浪潮持续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并在1985年达到最高峰，最显著特点是以金融杠杆并购为主，并出现了超强并购的现象，某些国家最大的公司变成并购标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第五轮并购浪潮来临，这次的并购浪潮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中，跨国并购的表现更加抢眼。从统计数据看，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额仅有745亿美元，到了1990年就达到1510亿美元，2000年该数额飞跃至11438亿美元。此时的跨国公司成为最活跃一股势力。

虽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并购也是世界第四、五次并购浪潮的一部分，但在以跨国并购、战略并购为特点的国际并购浪潮中，中国公司还显得势单力薄。因此，这段时间被业内称为中企境外并购的萌芽准备阶段。当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呈现出规模小、次数少、目的地局限等特征。一些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1年，这10年间中国企业每年的跨国并购额占同期世界并购额的比例不足一个百分点。

“这与同一时期国外并购市场繁荣兴旺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经济学家宋清辉说，根据清晖智库研究发现，当时的并购存在国有资金匮乏、并购金额小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国企并购前进的步伐。中企当时进行跨境并购的经济根源在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经济结构不合理、科学技术相对落后，但企业创新求变的动力较强。长期关注中企并购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柯银斌言简意赅的指出，那个阶段中企并购的动力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实力与市场化是企业跨国并购的基本条件。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国有企业有实力，但市场化不足，正处在改革转型中，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下的企业是其主要任务；民营企业处在初步成长过程中，能满足市场化这一条件，但实力不足。”柯银斌说，此时内向国际化是中国企业成长的主要特点。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在中国共建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企实力不断增加、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与郭襄在风陵渡口听到江湖故事后内心十分向往不同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公司对热闹的跨境并购江湖并不感兴趣。当时中信海外并购并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正如中信股份副总经理张极井回忆说：“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